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专设“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分论坛，与会中外嘉宾建言献策，呼吁慈善信息公开透明，以此来化解信任危机。与会者认为，慈善组织从“不规范”到“专业化”，首先取决于慈善体制的改革，需加速“去行政化”进程，放宽针对慈善组织的政策限制，完善法律法规。

　　国内现有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仍体现了浓郁的管制色彩，主管部门的精力，及按照社会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拨付给民间组织的政府拨款，也大多给了官方慈善组织。简言之，真正的民间组织当今在我国面临创办与运作的两难。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因为官方慈善组织垄断了公益慈善领域的政府资源，以及绝大部分社会捐助的管理分配，使得慈善组织没有动力真正朝着规范专业、公开透明的NGO组织体系发展。

　　放眼世界，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政府履行的公共服务标准较低、项目较少，其扶贫济困责任长期由富人慈善为主体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承担。回顾15－20世纪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史，可以发现，其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并不足以解决贫困、疾病及其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因为这一个多世纪来，上述国家的政府责任得以有效强化、公共福利体系充分发挥功能作用。

　　针对困扰我国民间组织发育发展的特殊体制原因，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确应努力破除官方慈善组织对慈善公益资源的垄断，打破妨碍民间慈善组织的体制桎梏，降低准入门槛，让各慈善公益组织在民间事务领域内实现公平竞争。加快这个领域的改革，不仅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育发展，使之承接承担起必要的社会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努力，而且也有利于官方背景的各类民间组织尽快按国际标准，转型成为规范专业、公开透明的NGO组织。

　　但需要指出的是，慈善公益等领域的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相关公共服务的职能将全部或大部分转移给民间组织。此次博鳌分论坛上，有嘉宾表示“我国每年有近8000万困难群众需要救济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对此，确需各种慈善公益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但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其他保障，本身是政府的职责，不能因为前者的介入而出现后者“甩包袱”的情况。

　　慈善体制“去行政化”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推卸政府部门的行政责任，而是明晰慈善公益的事务领域、责任范围及相关组织主体的依法运作要求，让政府可以集中公共资源高效解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并履行依法监管职责，保证民间慈善公益组织获得充足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郑渝川